看似强大的东西，被舆论一边倒的批判的时候，绝对是弱者。而弱者的位置，未必就是现实中的社会地位。医患关系常常经历可怕的“舆论一边倒”。21岁的大学生魏则西不幸去世后，大众纷纷指责医生无良、百度无德。一周后，广东省人民医院口腔科退休主任陈仲伟被25年前医治的患者残忍砍死，人们因魏则西而掀起的对不法行医人员的仇恨，迅速发生了逆转。

　　这是典型的医患关系“二元论”——患者死了就同情患者，医生死了就同情医生。剑指某一方，并不是理性的方式，这样的评判无助于让我们理清问题之所在。

　　陈仲伟的死是一个极端的事件，是不是“疯子”，是不是那颗“变色的牙”，至今还有不同说法。但伤医事件却是相当普遍。这起暴力袭医事件触动了医疗卫生界的敏感神经。同行一片哗然与痛斥，本已积聚的社会情绪迅速被点燃。在广州英雄广场，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千人自发前往送别陈仲伟。白色的蜡烛，摆满英雄广场……同时，在线上，另一股声音开始指向“麻木的”网络舆论场。一夜间，很多陈仲伟同行人把微信头像换成黑色丝带……这或者是医务人员的一次无声的呐喊，以哀思来抒发内心的悲痛与不满。

　　报考临床医学专业的考生人数现在已经大幅下降，有的院系甚至招不满学生了。这在2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。一个专业的报考人数与分数线，某种意义就是一个信号：这个行业的前景如何，未来从业者的素质如何……有一种说法是，医疗问题之所以尖锐，人才短缺是问题之一。如今看来，短缺的问题不仅没有缓解，还将进一步加剧。有句话说，“如果杀光了陈仲伟，剩下的人都成了魏则西”，讲得很刻薄，但细细想来，也不是没有道理。

　　在这样的灰色地带下，医生与患者同是受害者。在很多案例中，我们看到一种结构性的矛盾，将医生与患者形成了一套零和博弈的利益关系。要么你赢，要么我输。在诊所中，已经变成了一个利益的角力场。这就是“对抗性的就医模式”——除了治病，还有输赢。在医疗机构产业化之后，一些医院、一些科室，有创收的任务。这样，医患双方就处于一种讨价还价、互不信任的状态。正如广州医疗工作者李辉在悼念陈仲伟的文章中说：“医学是一门科学，可现在被当成一种商品，当成一颗菜市场里的猪头。”

　　少数医务工作者针对患者的不当行为，很容易点燃舆论的火药桶，甚至会抹黑全体医务工作者。这就是为什么魏则西事件迅速引爆了网络。魏则西的真正悲剧在于：在生命尽头之处依旧遭遇欺骗，不明不白地活着，不明不白地死去。而某些医疗机构参与并促成了这部悲剧。这也是在爆出一起起伤医事件之时，有些网民发出“打得好”、“杀得好”等极端言论的原因。

　　三国时，曹操杀华佗，就是典型的医患冲突。今天，医疗改革，“曹操”遍地，“华佗”越来越不好当。医方的傲慢与患方的过激，这是中国每年发生的数以万计医患纠纷中，最终走向对抗的起点。

　　医患冲突，各国解决的方法也大不一样。医患关系的核心是法律关系，医患矛盾的解决，本质是社会群体之间矛盾的法律解决。这就带出两个问题：第一，立法机构有没有不断地立法，去解决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;第二，司法机构有没有认真执法，通过执法实践教育人民如何守法。

　　没有这两个程序的操作，社会成员不得不“自我立法”——我就是“法”。自我立法如同宗教上的“自义”，把人与人、人群与人群的矛盾推到无解。只好像鲁迅呼吁“救救孩子”那样，呼吁“救救医生”。小问题成为大问题，徒唤奈何。

　　正如一位网友所说，陷入“囚徒困境”的医生与患者，都是一棵藤上的两只苦瓜。“对抗式的就医模式”就是问题关键所在。

　　如何超越这种二元对立模式?是否有医患共赢的利益分配模式?能否破解“对抗式的就医模式”?除此以外，还有很多值得思考之处：医疗产业化未必就不行，市场经济的规律是优胜劣汰，问题是，需要一个称职的裁判;民营医院也未必都是骗子，它们可以缓解医疗短缺，问题是，需要有“苛刻”的“红牌罚下”机制;受过多年专业训练的优秀医生，应当属于高收入阶层……

　　医患关系恶化的十余年，中国经历了两轮医改，对医院属性的再塑造、修正医患消费关系的努力却没有转化成为一张有效的药方。如今已经到了治标和治本必须双管齐下的关键时期。医患矛盾如若不解决，伤害的是双方。